伊朗和土耳其，向左还是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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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还是向右？世俗还是宗教？
中东地区，似乎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不只是今时今日，实际上，伊斯兰内部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自相残杀，延续了上千年。论残酷程度，“巴以”之间的冲突与之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世俗还是宗教？这一直是摆在中东国家面前的艰难选择。
之所以说是艰难的，是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来说，对于任何一个有着虔诚信仰的普通信徒来说，这种选择都是痛苦和压力重重的。
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处理世俗生活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直是摆在大多数近现代国家历史和政治领域的重大课题。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的世俗国家来说，这样的课题也许并不重大，而且相对陌生。
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新教改革后的政教分离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然而，对于中东国家来说，这一课题为何犹如魔咒，始终笼罩在中东国家的头上？
实际上，土耳其和伊朗，在世俗化的道路上，都曾经大有希望，却最终功败垂成。
我们先来看伊朗。
01
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伊朗女性的风采。
再来看看现在伊朗女性的风采。
革命前，最亲美；
革命后，就成了“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伊朗。
这样的无缝连接，是如何做到的？
答案也许并不复杂，如同“国家”是中国人共同的心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概念，那么，对于这些中东国家的人民来说，伊斯兰文化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文化基因，他们很难从整体上去摆脱文化基因所带来的政治惯性。
在群体效应之下，个体的倾向往往无足轻重。
即使你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现在的伊朗年青人足够世俗，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无法改变整个国家不自觉朝向保守的惯性。
即便是在伊斯兰世界里世俗化最成功的国家，没错，就是土耳其。
02
和近代很多新兴国家一样，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都是沿袭的民族主义路径。
在输掉一场世界大战后的旧奥斯曼帝国的子民，在凯末尔的带领下，侥幸赢得了与希腊的战争，避免了被瓜分殆尽的命运，这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强大政治手腕得以在土耳其顺利实施的民意基础和政治基础。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凯末尔出任总统。
在国内，他总揽军政大权，推进世俗改革。
他废除了苏丹和哈里发，宗教事务由被政府控制的宗教事务局来管理；他废除了伊斯兰宗教法律，关闭了宗教法庭，仿照西方国家制定和颁布了一部又一部法典；他废除了宗教经院、宗教学校，学校全部改为教授现代西方学校的课程；他还废除了一夫多妻制，用罗马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来书写土耳其语。
六百余年的奥斯曼王朝被雄心大略的凯末尔一手埋葬。
凯末尔世俗改革最为显著的成就就是把宗教信仰严格控制在了个人领域，把伊斯兰教彻底赶出了公共领域，使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不当干预降到了最低程度。
在国际方面，凯末尔用纯熟老练的外交手法，在美、苏、英、德各大国之间尽力保持中立、自如游走其间，成功为土耳其赢得了发展的安全空间。
03
在凯末尔1938年去世后，凯末尔对土耳其社会坚定世俗化的改革和政策并未离去。
在一大批信奉“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实权人物和军官集团的延续下，土耳其在世俗化和加速融入现代世界的道路上一骑绝尘。
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63年，土耳其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了结盟协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欧洲委员会首任主席沃尔特-霍尔斯坦称颂此项协定是对“土耳其是欧洲一部分”的明确承认。
当欧共体只有6个成员国的时候，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就表达出了加入的愿望，土耳其人“脱欧入亚”的强烈愿望可想而知。
而那一年，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只有5岁。
1954年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的埃尔多安，从小就精力旺盛，在多个领域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
他曾经是个职业足球运动员，写过诗，毕业于马尔马拉大学商学院，这个天生的政客15岁就找到了日后事业的方向，加入了土耳其繁荣党青年预备队，从此开启了从政之路。
西化的外表，内在的保守，是埃尔多安能够在土耳其国内始终掌控政局，在国际上左右逢源的法宝。
在国内居民99%都信仰伊斯兰教的情况下，即使在“凯末尔主义”是几代土耳其人基本共识的土耳其，教权主义都是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
即使在其所在的土耳其繁荣党和土耳其美德党相继因为支持政教合一的倾向，都被司法机关以违反土耳其宪法的世俗原则为由取缔，埃尔多安本人也曾经因此被捕入狱。但在埃尔多安出狱后，依然可以在2001年组建正义与发展党，一年后该党就赢得议会选举，并在2003年接替辞职的总理，原正发党的副主席居尔，成功登上土耳其政治舞台的中心。
埃尔多安如此迅速和顺利的摆托了政治和法律对其从政的束缚，除了其在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期间积攒的人气外，和其本人浓厚的宗教色彩与土耳其国内宗教保守势力的不断抬头不无关系。
然而，即使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倾向如此明显，但无论在土耳其国内还是国际，大家对此都不以为然，因为，相较而言，埃尔多安在经济上交出的答卷实在是太亮眼了。
在其出任土耳其总理后，土耳其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维持在7.3%，跑赢了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从2003到2011年，土耳其人均产值从2500美元增加到10522美元，足足翻了三番。
2011年，埃尔多安当选美国《时代》杂志年度人物，被《经济学家》称为“新时代的苏丹”。
埃尔多安在任内不断谋求加入欧盟，在中东地区强力反对以色列，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左右逢源，从凯末尔时代就开始的外交灵活度在埃尔多安的手中依然玩的娴熟。
虽然多年迎合西方的努力依然没有让土耳其成功进入欧盟，但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却如日中天。
2010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出资在伊斯兰国家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题目是：谁是你们最尊敬的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结果埃尔多安以绝对优势当选。
然而，在埃尔多安近年来成功的清洗了军队、司法系统之后，似乎已经没有力量能够阻止埃尔多安带领土耳其抛弃凯末尔奠定的世俗原则，朝着伊斯兰化的方向绝尘而去了。
这可能只是麻烦的开始，下一个问题是，土耳其会不会宿命般的变成另一个伊朗？
04
艾拉·拉皮德斯说伊斯兰世界有两种基本的、原始的、持久的忠诚结构：
一方面是对家庭、部族和部落的忠诚；
另一方面是对在更大规模上的文化、宗教和帝国的统一体的忠诚。
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学者坦诚，部落主义和宗教（在伊斯兰世界）曾起过并仍然在今天起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最近数十年来，随着全球化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世界其他地方在世俗化的突飞猛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已经过世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生前对这种复兴运动有着置身其中的细致观察，他说：
“过去30年，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的性质一直都在变化。首要原因就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石油价格连续翻两番，自此，沙特阿拉伯一直乐于慷慨解囊，资助全球的伊斯兰传教活动，大肆修建清真寺、宗教学校，为世界各地的传教士提供资助，积极传播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的教义和行为方式。其次，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国内推行全盘伊斯兰化，这极大地强化了穆斯林对伊斯兰力量的信念。最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南亚大批穆斯林参与了阿富汗的圣战运动，导致东南亚大量穆斯林走上了极端化的道路。”
这种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宗教影响力，从逻辑上来说，一定会凌驾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世俗法律之上，而这显然突破了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基本原则。
亨廷顿在《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预言到，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他称之为“断层线战争”）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
这就是著名的“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事实证明，亨廷顿在1996年的预言并非危言耸听，几年后的911事件就让美国人感受到了“文明冲突”的切肤之痛。
亨廷顿认为，产生这种冲突的根源，宗教特性及其建立于之上的文明难辞其咎。
他认为，一方面，冲突来自于相似性，一神教具备相当程度的排他性，一旦正面交锋就是电光火石、水火不容；
另一方面，冲突也源自差异，基督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而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融合了宗教和政治。
也就是说，穆斯林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接受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而这种文明异质屡屡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冲突策源地的根本原因。
其中的根本逻辑在于，我们首先必须有勇气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即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核心理念，是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之上的，而西方文明本身又是基督教文化演进的产物。
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秩序逻辑和基督教的秩序逻辑是完全自洽的，而伊斯兰的核心理念并不承认这套由基督教文明所提供的逻辑。
归根溯源，这才是伊斯兰世界总是在军事管制和保守化两个极端不断摇摆的深层因素——一旦脱离“守夜人”强有力的看管，就会无法避免的划入原教旨主义的泥沼中无法挣脱。
问题谈清楚了，接下来，你很可能会问我，面对中东国家的困境，应该如何解决呢？
我会非常痛快的答复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因为，每个人收获的果实，都结在自己种的树上。
不管是土耳其，还是伊朗，它们自身的命运都取决于它们的人民自己，“什么样的人民，什么样的宿命”。
他们如果不愿意改变，你非要去管，不被拖下水，也要惹一身骚。
同样的逻辑，当他们自己愿意改变的时候，说明他们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勇气，并愿意为之付出代价，我们该鼓励并创造一个适合其自我革新的环境。
（全文完）
写文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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